王炜瀚：中国炼油产能过剩是不是个伪命题
就目前中国炼油行业的内外部综合环境而言，笔者认可这一对客观现实的观察，但同时也认为这一判断存在过于简单化的风险。笔者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就是，即便你通过触觉感受到柱子、绳子或者一面墙，但这些真实感受并不足以支持你能够正确地认识一头大象。
国内炼油能力67%的利用率，且不说跟近邻韩国前几大炼油企业90%以上的开工率比，距离85%这个较为理想的指标确实也有不小的差距。这的确是令人头疼的落后现实。不过，产能过剩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是产能，另一方面是需求。需求增长若无法期待，产能才成为问题。所以，要认识中国炼油能力这头“大象”，仅看利用率平均水平是不够的。无论是炼油能力的潜在技术效率，还是装备利用率的分布情况，或是需求一侧的情况，都有必要了解。
当今世界炼化行业的大型化、基地化、一体化已成趋势。这意味着生产一侧的潜在技术效率。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炼油能力已超过每年6亿吨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千万吨级的炼油企业达到24家，产能超过3亿吨，约占全国产能一半稍强。其中，有22家隶属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集团。这使得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炼油平均规模分别达到每年778万吨和658万吨。与此同时，国内却有百余家规模在200万吨级以下的炼油企业，占全国产能的8%稍弱。这些基本数据说明，我国炼厂的潜在技术效率总体平均水平依然不高，且分布不平衡。
由于现行的原油配置政策，多数地方民营炼厂不能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依靠少量不稳定的原油和大量高成本的进口燃料油，若能实现40%以上的开工率就已经属于乐观状态了。自然，地方民营炼厂的开工率拉低了全国炼油行业的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可就算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些潜在技术效率低、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原料成本高的小型炼厂依然能够存活的事实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品油政府定价足够高。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业内专家对产能过剩忧心忡忡的原因。笔者长期跟踪发现，若在新加坡成品油现货市场价格基础上，加上运保费作为到岸价格，支付进口关税、给予批发零售环节合理的利润率，再加上所有环节增值税及从量消费税进行计算，我们会发现自2008年6月以后，这个“放开成品油进口，成品油批发零售环节合理竞争”意义的影子价格总是低于国内的同期政府定价。即便如此，炼化企业也不是普遍盈利的。也就是说，以中国炼油企业的总体效率，同韩国、印度、日本、新加坡炼厂在国际市场竞争，基本没有可能。目前中国国内市场的成品油需求主要靠本土成品油供应，不受进口成品油冲击已然是幸运的了。沿着这个思路，大家可以明白，炼油效率足够高是判断产能真正过剩的必要条件。低效率厂商不能获得满意的市场份额，导致开工率不足，不意味着具有经济意义的产能过剩。缺乏效率，在开放市场中，再低的产能也有可能成为过剩产能。
需要及时说明的是，对于中国炼油企业总体效率偏低的判断并不排除个别企业实现高效率的可能，更不否认优秀炼油企业存在的现实。剔除炼厂规模和投产年代差异等因素，国内炼厂的生产效率和财务绩效差异仍是巨大的。其实，对于中国成品油高油价和炼厂普遍亏损并存的悖论，一味地诟病垄断虽然快意，但不公平，至少是不够全面、客观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太多的国企央企承担了一些至少在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被普遍视为过分的“社会责任”。石油系统内，很多基层单位的冗员问题至今不能根据市场规则得到解决。而中国大型炼厂的员工数量数十倍于国外相同规模的炼厂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很难期待这些炼油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争夺一席之地。
当然，最近几年各地大型炼油设施投资增长过快的推手离不开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逐和石化企业对市场的争夺，但这不足以造就真正意义的产能过剩。高成本的没有被迫停产关闭，小规模的没有被淘汰，低效率的没有去“瘦身”。如同自然界食肉动物的饥饿有可能是因为猎物数量的增长没能抵消捕食能力的衰退。我们看到的“产能过剩”只是捕获的猎物变少，并不是捕食者变多，或者猎物变少。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有人提出“炼油行业产能过剩”的论断，并非意在吓退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或者希望政府继续整顿小炼厂，而是对于政府进一步理顺体制、改进政策、企业不断提升效率有所期望。中国炼油产能过剩或许只是个伪命题。
（作者：王炜瀚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