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风险重压下全球能源市场或面临结构性重塑
[中国石化报 2026-08-17]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全球经济承压下行，并冲击炼油化工产业，导致贸易流向重构、石油需求被破坏。预计地缘风险或呈较长尾部效应，全球能源行业将在不确定性中缓慢修复，同时催生更侧重于安全的能源转型路径
●毛若冰
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罕见停滞状态，中东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贸易中断、生产受阻和产能损失，作为空前的能源供应冲击，致使全球经济承压下行，并通过物流、原料、成本等环节冲击炼油化工产业，导致贸易流向重构、石油需求被破坏。预计地缘风险或呈较长尾部效应，全球能源行业将在不确定性中缓慢修复，同时催生更侧重于安全的能源转型路径。
霍尔木兹“黑天鹅”使全球能源市场承压
在宏观政经层面，全球地缘动荡和秩序破坏远超预期，经济滞胀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
政治方面，国际秩序规则受到严重冲击。国际政治“丛林法则”回潮，大国竞争中强权至上、零和博弈的逻辑，严重动摇了以多边主义、国际规则为根基的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对外政策的冒险性和不可预测性显著上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摆成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严重冲击了长期以来全球关键航道“航行自由”的国际规则。
经济方面，全球增长动能再度受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航运成本和能源价格上涨，全球通胀回落趋势逆转，5月美国、欧元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分别为4.2%和3.2%，重回近3年高点，6月分别回落至3.5%和2.8%，但仍处于高位。全球主要央行陷入“抗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困境，美联储暂停降息，欧洲、日本央行被迫加息。全球经济进入滞胀风险上升、贸易动能减弱、不确定性笼罩的更脆弱阶段。
政策方面，贸易和投资壁垒增加。欧盟密集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等产业政策，对外国资本投资欧盟电动汽车、电池、光伏、关键原材料等战略行业设置股比限制和技术转让要求。上半年，美国关税政策相对缓和，但强化了第三国审查等长臂管辖手段，在“美加墨协定”复审中施压墨西哥收紧原产地规则，在关键产业链引入排他性条款。
在能源市场层面，受石油断供影响，各国多措并举弥补损失。
中东遭遇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断供危机。2月底以来，中东地区1500万桶/日的原油、600万桶/日的成品油、逾8500万吨/年的液化天然气（LNG）产能，以及甲醇、尿素等化工产品的跨区域贸易被迫退出市场流通。受储备设施满库限制，4月海湾产油国石油减产规模达到1440万桶/日。截至6月初，中东累计石油供应损失达到10亿桶。由于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推动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一度恢复至约50%的水平，中东石油产量逐渐回升至1600万桶/日。
各国通过管道外输、释放库存、抑制需求等措施弥补中东供应缺口。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通过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管道出口石油，但合计替代能力不足700万桶/日。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燃油限价与补贴、控制石油出口、压减炼厂负荷、削减非必要航班等调节措施。国际能源署（IEA）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推动全球石油库存加速消耗。截至6月底，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至3.26亿桶（2009年为7.27亿桶），是1983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美洲能源出口地位显著上升。美洲、非洲、俄罗斯—中亚等地区成为中东石油出口的关键替代来源，其中美国原油出口量显著增加，4月一度突破600万桶/日，5月达到573万桶/日（2月为435万桶/日）。亚洲能源采购更加多元化，日本、韩国从美国进口原油量明显增加；东南亚则转向非洲、南美货源，优先推进区域内能源互供；我国原油进口量明显下降，6月仅2927万吨，同比减少41.3%，采购来源更加多元，从巴西进口的原油量大幅增加。欧洲加大美国原油采购力度，并扩大俄罗斯、非洲、拉美地区的原油进口占比。
石油需求受到冲击。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同比下降480万桶/日，是疫情以来最大季度降幅。物流受阻、原料短缺迫使中东、亚太炼厂降低生产负荷，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叠加俄罗斯等国家限制成品油出口，进一步抑制了成品油需求。同时，我国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体系呈现较强韧性，部分需求转向电力、煤炭等替代能源，国内成品油月度消费连续出现逾10%的同比降幅。
全球能源市场将在不确定性中缓慢修复
在宏观政经层面，地缘冲突或呈较长尾部效应，考验各国经济和社会韧性。
政治方面，地缘冲突余波不容忽视。中东局势或陷入长期僵局，中长期冲突烈度将逐步趋缓，但尾部效应持续拉长，年内恐难完全结束，或将陷入反复拉扯的僵持状态。霍尔木兹海峡难以回到自由通航状态，短期将随美以伊关系波动而出现间歇性中断；中长期博弈逻辑将从相互封锁转向争夺规则主导权，海峡通行规则将被重塑，通行费、战险费、运费将结构性上调，合规风险、地缘风险等复合风险溢价将构成中长期通行成本。
经济方面，全球经济面临结构性逆风。地缘风险溢价抬升通胀中枢，偏紧的金融环境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全球人工智能（AI）投资旺盛掩盖了各国居民消费普遍承压的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3%，低于2025年的3.5%；若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风险。相较2022年，由于全球消费更加疲软、财政缓冲空间收缩，中东冲突下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向CPI传导过程更弱，将迫使企业先行吸收成本，进一步拉长经济传导周期。从国家或地区来看，美国经济具备韧性，但通胀更具黏性；我国经济影响可控，输入型通胀将推高PPI；日本、欧元区经济增速将明显回落，能源密集型产业受成本冲击严重。
安全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安全因素增加。海湾国家等曾被视为“安全绿洲”的地区不再享有绝对安全。地缘冲突引发燃料、化肥断供和成本上升，叠加美国缩减对外援助规模，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将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特别是许多非洲国家能源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将陷入财政恶化、货币贬值的困境，后续或催生新的社会动荡和安全风险。
在能源市场层面，地缘冲突的“疤痕效应”持续显现，市场将在不确定性中逐渐适应新常态。
中东油气复产存在较高不确定性，中长期将绕行管道弥补运力缺口。从技术层面看，中东石油生产恢复需2~3个月，卡塔尔天然气产量2个月左右可恢复80%，但由于局势反复，7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预计中东油气生产和出口年内难以完全恢复。当前中东各国正加快建设或扩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道，总投资为300亿~480亿美元。高盛分析称，在基准情景下，2028年底前新建管道将增加730万桶/日的运力，总绕行能力达到1420万桶/日，可替代冲突前约62%的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量。其中，阿联酋、沙特境内的管道项目落地确定性较高，伊拉克相关项目需穿越约旦、叙利亚等国家，建设和协调难度更大；卡塔尔、阿联酋现有LNG项目难以实现绕行。
短期全球石油供应持续紧张，长期过剩趋势将延后。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石油需求将在第三季度同比减少170万桶/日，随着整体萎缩幅度急剧收窄，第四季度将重回增长轨道，同比增加120万桶/日，全年减少100万桶/日。中长期看，全球石油供需将逐渐实现再平衡。美洲石油供应上调，冲突结束后欧佩克产油国也将加入增产阵营，阿联酋释放闲置产能，且地缘冲突对需求的影响将逐步消退，战略石油储备、商业石油储备均有强劲补库需求，安全库存的基准阈值明显抬升。
短期成品油供应缺口推高炼油毛利，多国将推进炼厂、石油储备设施建设。下半年，随着石油需求逐渐复苏，中东、亚太炼厂生产负荷将回升，但难以快速恢复至冲突前水平，预计今年全球原油加工量降幅将超过300万桶/日，叠加成品油库存大幅削减、俄罗斯成品油出口禁令等，亚太地区炼油毛利仍将处于高位。与此同时，为提升成品油自给能力，非洲推进以丹格特集团为重点的本土炼油网络建设，沙特等海湾国家提升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成品油外输能力，东南亚新建炼厂项目兼顾市场需求与本土产业发展目标。此外，亚太石油储备薄弱的国家纷纷启动储备扩建计划，沙特阿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正与印度、日本、韩国等商讨共建海外油气储备体系。
在能源转型层面，各国已将能源安全置于最高优先级，将催生更侧重于安全的转型路径。
能源安全的紧迫性再度被强化。各国制定能源政策的底层逻辑从“成本效益”转向“安全韧性”，并将能源安全和自主可控作为最高优先级，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加快本土能源开发和替代能源布局，推动本国能源体系实现供应自主和结构多元，将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新焦点。
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发展路径将承压。中东冲突导致卡塔尔长期产能损失和新建项目延期，将实质性减少全球LNG供应，预计2026年中东LNG供应损失将达到5000万吨，同时高气价将抑制亚洲新兴经济体等主要消费国的天然气需求，对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能源转型将长期锚定能源安全目标。本次中东冲突再度暴露了化石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主要能源进口国将加快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布局。我国依托多元的能源供应结构，在本轮石油供应冲击中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后续将进一步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扩大绿色燃料在交通、化工等领域的应用规模。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评论
我国能源公司应强化国际投资布局韧性
●毛若冰
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旧秩序加速调整，新秩序尚未完全成型，地缘冲突易发频发，或将改写长期以来我国以效率优先为导向“市场化运作+法治保障+多边协调”的海外投资底层逻辑。持续重构市场准入规则和供应链成本体系，加强资产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正成为企业海外经营的必修课。因此，强化国际投资布局韧性、提升外部风险抵御能力，将成为我国能源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生存法则。
能源企业应强化境外风险应对机制，系统提升抗风险能力。在海外布局决策阶段，提升地缘政治、公共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评估优先级，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原则，增强风险意识。科学设定单一国家投资合作占比红线，保障供应链在突发危机下持续稳定运转。打破固有认知局限，围绕局部战争、关键航道受阻、供应链中断等极端风险进行系统推演、梳理和盘点，完善分级分类风险预案，并推动预案持续迭代升级。
能源企业应针对资源来源、运输通道单一等风险，建设多元化、韧性强的能源合作伙伴网络。主动调整海外投资合作布局思路，坚持多元分散、近地布局、冗余备份原则，聚焦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深化能源经贸合作，降低对单一地区或国家的过度依赖。在巩固现有陆上油气管道的基础上，推动我国与俄罗斯—中亚、中东、南亚等地区陆上油气管网互联互通。强化海上备用通道建设，探索北极航道、泛亚铁路、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替代通道，降低对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节点的依赖风险。
能源企业应构建全链条、多节点、一体化的能源合作生态网络，稳步推进本地化布局。在国家和行业层面建立长期跟踪、动态响应的沟通机制，精准对接新形势下重点资源国的战略规划和现实需求，推动双方政策协同与立场协调。上游深化资源合作，从单一资源获取模式向资源开发、加工、技术一体化合作转型，通过合资建厂、技术转让、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加强产业链深度绑定。中下游推动产能本地布局，改变产品出口模式，研究在资源国、消费国、通道枢纽所在国建立本地化生产基地，在东南亚、俄罗斯—中亚等我国“近岸”地区，加大技术和标准输出力度，依托“能源外交”和我国石油石化产业优势，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网络，形成利益共享的一体化合作生态。
能源企业应抢抓市场波动催生的发展机遇，牢牢把握贸易、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合作窗口期。瞄准亚太、欧洲、非洲等地区阶段性能源产品供应缺口，优化生产计划，积极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规模。关注中东地区油气管道建设、受损能源设施修缮等市场需求，拓展工程技术服务市场，同步优化当地油气项目布局。同时，挖掘沙特延布港、阿曼苏哈尔港和杜库姆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关键港口的潜力，将其打造为区域能源仓储物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