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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新闻网 2025-04-10]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孙传旺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能源科技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赵旭
  Q1 您认为什么是能源新质生产力，核心是什么？
  孙传旺：能源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进能源生产、传输、存储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能源体系向绿色、高效、智能方向转型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赵旭：能源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能源领域的具象化体现，是推动能源领域优势产业巩固延伸、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能源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主要特征，依托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和新模式，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结构低碳化、生产绿色化、产品高端化、产业智能化，实现能源系统高效、智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Q2 我国能源新质生产力具有哪些特征？
  孙传旺：当前，我国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多维特征，具体而言：一是以能源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形成清洁低碳的生产力。能源科技创新是重塑能源结构的核心要素，能够通过重塑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各环节，推动我国能源体系从“高碳依赖”向“清洁低碳”有效转型。当前，我国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已位居世界前列，陆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已经突破10兆瓦，新能源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以新能源产业和未来能源产业为载体，形成集约高效化的生产力。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技术产业化”与“产业高效化”双轮驱动，通过规模化与技术迭代实现能源系统整体效能的提升。近年来，我国光伏和风电发电成本分别下降80%和60%，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三是以能源供需动态优化为落脚点，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生产力。新型电力系统能够通过虚拟电厂、需求侧响应等机制，实时匹配分布式能源与柔性负荷需求，从而实现能源供需的高效互动，促进我国能源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赵旭：我国能源新质生产力具有技术革命性、要素融合性、生态环保性、产业协同性四大鲜明特征。
  技术革命性：从“渐进改良”到“范式革命”。传统能源技术进步多集中于效率提升，而新质生产力则依赖技术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力根本性提升。例如，被誉为“终极能源”的可控核聚变技术若实现商业化应用，将是一场现象级的能源革命，也将深刻改变全球能源格局。作为新一代储能技术的核心方向，固态电池正引领储能产业从“渐进改良”迈向“颠覆性变革”。这些革命性技术一旦成熟，将引发能源行业的“质变”。
  要素融合性：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深度交织。当前，数字革命与能源革命并行推进，数智化技术加速与能源技术交叉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驱动能源科技创新体系重构、能源产业管理模式变革、商业模式优化与核心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例如，智能油气田、虚拟电厂、智慧电网等应用逐步推广，从能源生产、输送到消费全环节实现智能化，能源新质生产力将大幅提升能源系统的效率。
  生态环保性：从“高碳锁定”到“零碳突围”。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破解传统能源的高碳困境。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全球73%的碳排放来自能源领域。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意味着通过发展风光氢储规模化可持续利用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生物质能、合成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能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协同性：打破边界，重构能源生态。传统能源产业链条相对独立，能源新质生产力正在通过科技创新破除油气、煤炭、风光热电氢、核能等不同能源之间的生产与转化利用壁垒，促进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互补融合和各种能源的梯级利用。同时，能源科技创新为机械、电子、力学、化学、生物等多学科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能源新质生产力将推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成为撬动能源行业格局、重构能源产业生态的关键支点。
  Q3 您认为如何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
  孙传旺：在推动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仍面临高端科技供给不足、技术转化渠道不畅、产业生态有待完善等多重挑战。结合现阶段我国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为破除发展壁垒，应在增强能源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完善能源技术转化应用机制、优化产业生态和产学研合作等层面发力，协同推进能源科技创新与能源产业创新，不断积蓄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能。
  在供给侧，增强能源科技创新供给能力，构建自主可控的能源技术体系。一是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建立技术研发周期分级评估机制，围绕智能电网核心装备、氢能储运等亟待突破的“卡脖子”领域，制定国家能源科技攻关清单，强化颠覆性技术前瞻性布局。二是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模式。推广“赛马制”“揭榜挂帅”等竞争性研发机制，完善国家能源大型物理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开放运行机制，重点支持能源产业颠覆性技术攻关。三是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创新氢能、核能、新型储能等新兴能源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试点，实施“订单式”“靶向式”的人才定制计划，构建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多元化研发激励体系。
  在需求侧，积极推动应用场景创新，拓展能源技术溢出空间。一方面，加速多场景技术融合示范。建立能源技术场景化示范项目库，打造跨技术领域集成示范场景，优先支持具有行业代表性、技术颠覆性、市场推广性的创新项目落地。制定能源技术应用场景准入标准与推广目录，推动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优先采用国产化能源技术，强化技术应用的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鼓励能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技术孵化平台，设立跨行业技术验证平台和应用推广中心，建立新能源技术中试基地，加速实验室成果向工程化、产业化转化。
  在产业侧，激发产业主体协同效能，打造开放融合的能源产业创新生态。一是建立市场化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鼓励“链主”企业牵头组建能源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领域攻关，引导专精特新中小型民营企业聚焦新能源细分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产品性能提升，不断增强产业配套协作能力。二是推动跨领域技术融合。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材料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建立行业数据共享机制与技术验证平台，支持企业搭建中试验证基地与跨界技术测试环境，加速技术迭代与规模化应用。三是创新利益共享模式。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化利益分配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开放核心专利池，设立产业级技术共享平台，组建能源技术开源社区与研发者联盟，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开源生态。
  赵旭：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尤其在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实践中，不仅要聚焦传统能源的“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跃迁”、能源系统的“数智赋能”和前沿技术的“战略储备”，还要兼顾构建技术突破、管理创新与生态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既要突破技术、资金、体制机制等多重瓶颈，又要平衡短期效益与长期战略；既要“精准发力”抢占先机，又要“绵绵用力”筑牢根基，以“韧性转型”赢得能源发展的未来。
  技术突破：强化“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创新思维。充分发挥能源企业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加大典型应用场景的建设和开放力度，常态化推进场景挖掘发布、供需对接、建设运营，加快前沿性、颠覆性未来技术规模化迭代应用和产业化进程。
  机制创新：打破“不敢投、不愿转”发展困局。强化正向激励，树立内在价值、长期价值考核评价导向，科学把握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系统推进有利于前瞻性引领性技术研发和领域布局的激励保障机制。
  资源整合：构建“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网络。聚焦掌握新技术、布局新赛道、搭建新平台、推行新机制，积极打造“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支持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打造早期介入、全周期赋能的耐心资本，促进能源创新链和产业链资源协同共享与有效整合。
  生态培育：培育“跨界融合、生态共创”产业生态。积极探索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科技服务+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能源产业新质态，着力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产业氛围。对于未来能源关键领域，要从战略安全、技术自主、产业生态等多维度进行评估，探索“大兵团”作战模式，“算大账、算长远账”，积极打造经济发展“第二增长曲线”和“第三增长曲线”。
  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迭代，也是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对传统能源企业而言，既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攻克核心技术，又要有“见叶知秋”的敏锐捕捉市场先机，唯有将精准发力的“突击战”与绵绵用力的“持久战”相结合，才能实现从“资源开发商”到“综合能源服务商”的“韧性转型”，才能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引领未来能源革命的三重使命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新质生产力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