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左右原油价格走势 下半年维持震荡格局可能性较大

动力；五是各国决策者采取的政策措施与协同合作已经形成了确定不移的推动力。这五种力量的有机融合，使一些主要国家在新世纪之初便提出了“创建低碳经济”的概念，并将其确定为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这就为发展生物能源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所谓生物能源，是指以生物质材料为来源的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是由生物体所产生的有机物质，包括植物、动物及排泄物、有机垃圾与有机废水等，几乎全部来源于农业和农村。生物能源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成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体燃料。从广义上讲，生物质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的有机物。据生物学家估算，地球上每年生长的生物能总量约相当于目前总能耗的10倍，而作为能源的利用量还不到总量的1%。在自然条件下，光合作用的转化率较低，按全年平均计算约为太阳全部辐射能的0.5%—2.5%。而在提供理想环境条件下，光合作用的转化率可达8%—15%。因此，发展生物能源前景广阔。特别是由于生物质材料几乎全部产生于农业和农村，可以说，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就是“农业能源功能属性”的开发与延伸，这将为“三农”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发展生物能源的多重效应
　　  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将借助现代技术和生产方式，加工生产包括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和沼气等燃料，有利于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力、能源替代、环境保护等多重经济社会效应。
　　  有效替代化石能源。近年来，生物燃料几乎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因为，生物燃料是化石能源的最有前途的替代品。而且，生物能源是“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物燃料，可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轻和防止污染，有效保护环境。有关资料表明，使用生物燃料乙醇的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仅为使用汽油汽车的1/3。更重要的是，生物能源还是“再生能源”。不管是何种生物燃料，作为其原料的农作物秸秆等，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可以再生，做到永续利用。尤其是在农村，普遍存在成本低廉、数量巨大的各种秸秆、粪便等有机物质，在一定温度、水分、酸碱度和厌氧环境中，经过微生物发酵产生出可广泛用于农村生产与生活的沼气。目前，我国沼气用户已达3000多万个，沼气年总产量达到104亿多立方米。沼气的快速发展与使用，为我国农村提供了大量清洁燃料，在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实现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迄今，生物燃料已有两代产品，第一代是以玉米等粮食为原料生产的，第二代是以纤维素为原料生产的。由于发展第一代生物燃料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因此，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第二代生物燃料。第二代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纤维素，是世界上最普通、最丰富、最廉价的生物质材料。其中，各种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加工副产品是纤维素资源的一个主要来源。在我国，可再生的纤维素原料可谓取之不尽。据估算，我国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加工副产品的年总产量高达7.8亿多吨，约折合标准煤38825.3万吨。从目前全国秸秆资源使用结构看，除饲料、造肥还田和工业原料用途外，用于薪柴的占43%，露天焚烧约占15%。因此，如果充分利用现代工业化方式大力发展纤维素燃料乙醇，将会把数量巨大的农业副产品或废弃物变为社会财富。
　　  建设广阔“绿色油田”。灌木林是纤维素燃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国是一个灌木能源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全国灌木林地总面积高达4529.68万公顷，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16.02%以上。近年来，我国每年营造灌木林面积在60多万公顷。在全国约6000多个灌木林树种中，可作为生物质能源原料利用的超过1000种。特别是我国木本油料资源丰富，种植面积达343万平方公里，果实总产量114万吨，是生物柴油的优质生物质原料。以沙棘林为例，每公顷干柴产量在13—21.67吨之间，可产生热值5693.9—41622.1千焦，相当于原煤2.13—15.54吨。因此，充分利用我国灌木能源林资源丰富优势，生产生物燃料乙醇，无异于在全国建设巨大的“绿色油田”，将极大地缓解我国未来能源供给问题。同时，这也扩大了农业的能源属性，将开辟出“能源农业”的广阔新天地，成为推动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开发广袤“边际性土地”。所谓“边际性土地”，是指条件较差、不适于种植粮食、尚待开发利用的处在沉睡状态的土地。根据相关土地资源调查资料，我国“边际性土地”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可利用但尚未利用的宜林宜农荒地2.45亿公顷，另一类是现有林地中的木本油料林、灌木林和薪炭林5176万公顷，再一类是现有耕地中通过结构调整可成为能源作物生产基地的约2000万公顷低产田。以上三类“边际性土地”的总面积高达13653万公顷，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将会唤醒我国广袤的土地资源，成为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特色经济的新增长点。尤其是在我国边远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大规模发展灌木林，有利于扩大植被、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促使林业、农业和环境保护相互促进，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此外，在这个产业链中，仅仅能源植物的种植、收集、运输和加工，就会促进运输业、服务业、储藏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的发展，在全国至少带动上千万劳动力就业。因此，利用“边际性土地”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在真正实现“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同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就业和增收，将在振兴“三农”和建设新农村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加快推进我国生物能源发展
  　　加快我国生物能源发展，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生物质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和利用新增生物质能源原料，通过基础建设实现资源多元化，通过技术攻关实现成本低廉化，通过体制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通过综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原料基地建设。我国可开发的能源作物很多，但作为发展生物燃料乙醇的专用原料，如甜高粱、甘蔗、木薯等作物育种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类作物的单产还很低。目前，优良木薯品种单产一般在30吨/公顷，肥水条件好的地块可达45吨/公顷。在木薯种植区，以华南205、201为当家品种，较高的单产也只有19.5—24吨/公顷，平均亩产只有1.3—1.6吨/亩。甜高粱、甘蔗等作物，对土地条件的要求低，对水的利用效率高，并可以直接榨取糖分进行酒精发酵。但是，现在我国甜高粱的单产较低。如果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品种改良提高能源作物的单产，将大幅度增加生物能源的原料供应量。
 　　 着力攻克科技难关。优化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技术，提供高效代谢戊糖和己糖的发酵菌株，提高纤维素乙醇成熟醪酒度，是世界各国发展生物能源遇到的三大技术难题。只有破解这些难题，才能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才能降低生物燃料各环节的成本。例如，戊糖的利用是影响纤维乙醇综合成本的关键因素。目前，纤维素乙醇成熟醪酒度一般水平为3%—4%，较高水平可达到6%，生产1吨燃料乙醇将消耗30—60吨水，同时产生几乎等量的废液，污水处理难度大。因此，攻克上述技术难题，占领这一领域的科技制高点，是加快发展生物能源的当务之急。国家应设立生物能源专项科研经费，集中优势力量协同开展有关生物能源关键技术的攻关，尽快解决纤维素酶法生物转化等科技难题。
　　  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体系。从长远看，发展生物能源产业，根本上取决于市场需求。因此，在起步阶段，我国就应重视体制创新，探索生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形成适应生物能源产业运行的市场体系。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和鼓励发展生物能源经济，加快建立以市场为主形成生物能源产品价格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物能源原料、生物能源产品、生物能源技术、生物能源服务等市场体系。企业应以市场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事生物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原料基地建设，有效降低成本，着力提高效益，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特别是在开发利用边远地区“边际性土地”的过程中，应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积极探索产业化经营道路，使广大农民分享土地开发、扩大就业、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发展成果，提高他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
 　　 加大国家财政扶持力度。生物燃料是与“三农”紧密相关的现代新兴产业，国家加大对生物燃料产业的支持也是对“三农”的支持。鉴于此，国家应该把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列入支农惠农的政策范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国家可以把生物燃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纳入财政补贴范围，并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促进生物能源产业稳定发展，使之成为“三农”发展的新动力。

 欧洲市场也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潭。自去年12月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开始，今年以来，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冰岛、比利时等国家陆续失陷，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家也受到危机影响，因为欧元大跌、欧洲股市暴挫，欧元区面临成立十一年来的最严峻考验，甚至有评论ἲầ

 　　[时代周报 2011年6月23日] 中俄关于天然气供应交易的谈判是否会步原油问题后尘，需要长达十余年你来我往式的较劲后才能开花结果？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天然气协会主席瓦列里•亚泽夫6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对中方各界的表态，目前中俄双方关于每千立方米天然气价格的立场差距超过了100美元。这是令人意外的，此前，媒体探听到的数字是50美元。
　　俄方最近不断放风，两国将于6月签署一份为期30年的天然气商业合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中俄两国将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俄期间正式签署天然气供应协议。但是，偌大的价格鸿沟显然挤压了双方妥协的机会。
　　目前还没有下一步继续谈判的消息，乐观的声音认为中俄应会在年底或明年俄罗斯大选后签署协议。但也有异议者认为，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能源合作伙伴，需要提早防范，对此中方俄罗斯问题专家则表示，商业谈判应以平常心对待。
　　价格之争
　　在最新一轮谈判无果后，6月20日，俄新社在北京组织了一场“俄中能源合作”视频会议，邀请中俄双方专家等就天然气合作展开讨论。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天然气协会主席瓦列里•亚泽夫在视频会议中首次确认，俄方希望供应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是每千立方米350美元，而中方愿意付出的只有235美元。
　　关于双方立场的价格数字，此前媒体探听到的消息是，俄罗斯方面要求每千立方米要达到300美元，而中方给出的是235美元。而未被证实的消息是，最近随着胡锦涛赴俄访问，中方也是为了尽快达成协议，把价格提高到了250美元。
　　据列席视频会议的中国石油大学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庞昌伟介绍，瓦列里•亚泽夫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俄罗斯向欧洲供应的天然气价格年底可能接近每千立方米500美元，今年平均价格也将达到每千立方米400美元，“瓦列里•亚泽夫说中方只愿意付出235美元，俄罗斯肯定不会卖，何苦呢。”
　　中方专家则坚持中方提出的价格标准有充分依据。中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而且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包括从中亚陆路进口的价格都远远低于俄罗斯要求的水平，另外，在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影响下，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俄罗斯方面和欧洲价格，以及和石油产品价格挂钩的价格公式。
　　虽然6月份没能达成最终协议，不过在胡锦涛访俄期间，中俄两国确认了在互利基础上构建战略性、长期性能源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确认，关于天然气价格的谈判还将继续下去。
　　长期跟踪中俄能源合作谈判的安邦咨询研究部副总监贺军向时代周报表示，中俄两国从地缘上讲本属比较好的合作对象，但在实际合作中一直不顺利。2006年，中俄第一次签署《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次确认修建两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当时规定是2011年建成通气，但是随后双方关于天然气供应价格的谈判就开始纠结，导致该项目始终没有进展。
　　此后到2009年，双方进一步达成框架协议，约定经东线和西线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总量约为每年700亿立方米，其中西线方向为300亿立方米，东线方向为380亿立方米。而根据最近的消息，中俄即将正式签署的，可能是一份长达30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
　　根据公开资料，俄罗斯已探明天然气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35%，居世界第一位；其2010年天然气产量也位居世界前两位，俄气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俄罗斯政府是其最大股东，与中石油在中国国内的地位相当。而按照中国政府预计，中国到2015年的天然气需求量将从目前的1300亿立方米增至2300亿立方米，其中的1500亿立方米由本国生产。
　　原油之鉴
　　双方专家目前都在为各自国家的立场进行解读和背书，而关于价格问题的争议，至少到目前为止，谈判代表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来超越障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王郦久表示，双方需要锲而不舍的谈判以找到平衡点，在能源合作战略性上统一认知后，双方需要的是在商业谈判方面完成捏合，这也需要时间、技巧和让步等多种技术性因素。
　　庞昌伟表示，其实俄罗斯方面可以采用下游换上游资源的方式达成协议，就像中俄双方在原油管道建成后又在天津合作投资建设炼油厂一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可以在中国开发天然气下游产业。
　　如果借鉴原油模式来终结争议，那么当年的“贷款换石油”似乎是个更加可行的办法。2009年2月，中俄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俄方接受中方提供的总计250亿美元长期贷款，以供油偿还贷款。
　　王郦久告诉时代周报，这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贷款换石油”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方面正在缺钱，但现在他们已经恢复过来。俄气公司副总裁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也在5月31日表示，该公司不打算从中国贷款以实施供气项目。按照此前预测，两条天然气管道的投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两国之间关于天然气价格的谈判陷于停滞也让外界回想起当年在原油管道建设问题上的困难局面。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俄已就建设原油输送管道展开了研究和论证，2002年双方第一次确认修建一条从俄罗斯东部通向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
　　此后几年内，双方关于原油价格、石油管道的走向等诸多方面展开马拉松式谈判，其间还发生过俄罗斯把日韩两国也拉入谈判桌的节外生枝事件，直到2009年中俄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后，有关中俄原油管道的事宜才最终落定并于去年底建成开始试运行。
　　就在天然气供应谈判紧张进行之时，3月份又传出了俄方不满中方故意拖欠原油款项的举动，中方还提出要求修改进口原油价格公式，此后直到关键的6月份，中方开始向俄方支付剩余所欠款项，问题才得以解决。
　　贺军说，在原油问题上中方一直比较被动，最近的欠款纠纷也是以中方付款认输而结束。贺军透露，早在2006年中俄谈判原油价格时，该机构已经向国家发改委建议，不能被俄罗斯方面抓住“七寸”，所有的筹码都被对方掌握的情况下，中方是无法避免被动应对的局面的，但是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不是说不需要它的能源，关键是如何得到的问题。”
　　应对之道
　　贺军指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广阔，长远来看，俄罗斯应成为中国很重要的能源进口基地，但在中国的全球能源战略中，不能主动把俄罗斯当成战略型支柱之一，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赖的合作伙伴。
　　贺军表示，一是俄罗斯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信任，难以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俄罗斯惯于将能源作为战略武器，过去在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上，俄罗斯就曾屡次挥舞能源大棒，上演过冬季停气的“好戏”。
　　对于这一问题，庞昌伟认为，长远来看，中国应该不会形成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即便是天然气双线管道建成，每年6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每年充足的3000万吨原油运进来，最多也就占中国消费量的10%左右。
　　作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王郦久则表示，对于中俄关系，具体问题区别对待，不能过于情绪化和理想化。商业谈判是一个相互让利、不断接近一致的过程，中俄天然气谈判也是如此。
　　王郦久指出，正是由于中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两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双方的谈判才锲而不舍；同时由于两国企业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作出决策，所以谈判也才会锱铢必较，眼下的情况表明，中俄都在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期待并争取共赢结局，因此，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责备。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的国内国际舆论似乎都在朝着有利于中方的言论发展，在各方的分析中，随着中国陆续拓展中亚管道，中缅管道，进口LNG等，进口天然气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对俄罗斯天然气也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渴求，所以如果俄罗斯不抓住机会进来将永远失去机会。
　　有关专家指出，此次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都未能促使双方把协议谈下来，一方面可见俄罗斯的立场强硬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中方的耐心大大增强了，迫切性在逐渐消退。贺军表示，在战略上，中国应该把俄罗斯往后稍放一放，先建立好中东、中亚、非洲、南美洲、东南亚地区的油气资源战略供应，此外应该加快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水平，尽快将这一号称“第二中东”的能源储藏构造开发出来。至于俄罗斯，我们可以慢慢谈，慢慢合作。
　　此前，俄方已经宣布希望今年下半年先期开始阿尔泰天然气管线建设，这样能保证在2015年实现通气。对于中俄这次是否能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管道建设，王郦久认为，中俄之间的天然气供应谈判虽然没有最后期限，但是应该不会像原油问题一样持续太久。庞昌伟则表示，预计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俄罗斯大选后双方就能签署最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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