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环保百亿市场雏形初显 上市公司苦练内功拼抢先机
[中国石化新闻网2015-12-11]
中国石化新闻网讯（陶炎）日前，由清江石化、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简称石科院)、工程建设公司（SEI）共同承担的中国石化“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多产轻质油的催化裂化馏分油加氢处理与选择性催化裂化集成工艺（IHCC）工业应用”通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专家组鉴定。
鉴定委员会认为，IHCC工艺属国际首创技术，对石油化工行业应对原油重质化与劣质化、促进重油资源深度和高效转化、增加轻质油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应用结果表明：相对于常规的催化裂化工艺技术（即FCC工艺），在采用IHCC技术后，加工石蜡基常压渣油，液化气、汽油、柴油三种高附加值产品收率，提高6个百分点；加工渣油加氢装置（即VRDS）的加氢重油，液化气、汽油、柴油三种高附加值产品收率,提高10个百分点，而焦炭产率降低20%、干气产率降低40%，在汽油生产方案中，汽油产率超过5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加，国内市场对石油产品的轻质化、优质化和清洁化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与国内炼油企业原油供应持续重质化和劣质化的矛盾加剧。因此，如何促进有限的重油资源深度和高效转化是当前我国炼油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催化裂化技术是将劣质重油转化为轻质油的有效技术之一。在常规催化裂化工艺和催化剂开发上，仍然继续以增加重油单程转化能力为开发目标，但对于加工劣质原料，只通过调节催化剂组成和工艺参数来增加重油转化能力，往往会伴随着干气和焦炭产率明显增加，这样无疑会降低原料的轻质油收率。由于低价值产品产率比较高，因此，提高轻质油收率仍有相当大的空间。
而现有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只是重油转化能力较好，现有的催化裂解技术只是丙烯产率最高。因此，采用单一的炼油技术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得到烃类的碳氢分配最佳化和石油产品最大化。
因此，石科院针对劣质原料油的特点，对目前催化裂化过程的反应化学进行认真总结和分析，在大量试验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产轻质油的催化裂化蜡油选择性加氢处理工艺与选择性催化裂化工艺集成技术（IHCC）的构思，其主要思路是对重质原料油不再追求重油单程转化率最高，而是控制催化裂化单程转化率在合理的范围，使得干气和焦炭选择性最佳，降低了焦炭的产率，从而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未转化的催化蜡油（即FGO）经加氢处理后，再采取适当的催化裂化技术加工，从而获得高价值产品收率最大化。
在各参研单位的密切合作下，2013年，清江石化确定了IHCC技术实施方案，完成了工程设计与装置抽头；2014年，完成了12万吨/年催化裂化与2万吨/年FGO加氢装置改造，并进行了石蜡基常压渣油的IHCC工业试验；2015年6至8月份，进行了VRDS加氢重油的IHCC工业试验。期间，攻关组摸索了工业试验催化剂的制备方法，考察了专用催化剂的适应性与选择性、FGO过滤系统对固体颗粒物的拦截效果，确定了联合装置多产汽油、多产液体的最佳操作条件等。
该技术工业试验取得的成果，对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应对原油供应的重质化与劣质化、促进有限的重油资源深度和高效转化、增加轻质油品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技术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推进能效倍增计划的实施。
该项目还开发专用催化剂、催化剂水热预处理工业装置、FGO过滤系统等多项新技术。截至目前，该技术共申请专利162件，已授权112件。其中，申请中国发明专利97件，已授权92件，申请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8项65件，已授权20件。该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5-12-15]
中国国家电网11日透露，德国当地时间12月10日-11日，全球能源互联网中欧技术装备研讨会在柏林召开。会议由中国国家电网和德国电气电子及通信技术学会共同主办，来自有关国际组织、中欧能源电力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出席会议。
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指出，能源是经济社会的“血液”，是现代化的基石和动力。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带来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三大严峻挑战。采用碳定价、碳交易等方式解决问题，举步维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以年均2%的速度增长。应对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实施“两个替代”，即能源开发实施清洁替代，能源消费实施电能替代，摆脱化石能源依赖，走清洁发展道路。
刘振亚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实质就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可分为中国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到2050年基本建成，届时，全球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80%，全球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可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上世纪90年代初排放水平的一半，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世界成为一个能源充足、和平和谐的“地球村”。
刘振亚表示，特高压、智能电网和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创新突破，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基础。中国已全面掌握特高压核心技术和全套设备制造能力。欧盟提出到2020年欧洲各国跨国输电能力不低于本国发电装机的10%，这一目标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方向是一致的。全球已形成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三个特大型互联电网，欧洲超级电网、东北亚互联电网、北非向欧洲输电的“沙漠计划”等电网互联计划正在积极推进，这些都将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电气电子及通信技术学会董事长汉斯˙海因斯˙齐默尔博士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为未来最大化和最有效开发利用全球可再生能源提供可行性方案，也为远距离输电找到了最佳方案。中国和欧盟的伙伴性合作将会进一步促进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指出，近年来，中德两国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日益密切，在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方面达成了多项重大共识。加强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重大装备领域的合作，将为深化中德两国乃至中欧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为中德两国能源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第一总经理贝诺˙彭泽指出，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电网互联的意义将越来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经常出现出力波动，而国家间、地区间乃至洲际的电网互联有助于电网保持稳定。中德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重要的是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中国在输电技术领域积累了很多经验，而德国和欧洲在太阳能发电、风电并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柏林工业大学教授凯˙斯通指出，欧洲开展了“2050年电力高速公路”研究，通过设计合理的电网网架来更好地接纳清洁能源，能够有效满足2050年欧盟的能源和气候政策目标。预计到2050年，电力高速公路有望从欧洲向亚洲拓展。据悉，全球能源互联网建成时，每年可替代相当于240亿吨标准煤的化石能源，减排二氧化碳670亿吨，碳排放可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1990年的一半，能够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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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2015-12-16]12月12日，法国外长、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在全体大会上提交主席提案，眼角湿润的法比尤斯声音颤抖、几近哽噎，会场上的各国代表们则起立致以最热烈的掌声。这一提案在几个小时后获得一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在欢呼和掌声中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巴黎协定》的签署将对全球及中国能源业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卓尔德环境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张树伟。
协定确定自下而上谈判模式
张树伟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根源来自人类活动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同地区的排放效应基本相同，并且具有时间积累效应，这与局部地区空气污染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具有“全球公共品”性质，特别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减少排放。
张树伟认为，《巴黎协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从制度安排上转向了以自下而上为主导，结合监测、定期评估、随时间提高减排雄心的“混合”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旧有试图分配减排责任的谈判僵局，并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实现总体目标的雄心。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有效地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仍有待于今后更长时间的努力，特别是将协定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能源部门减排是应对气变的关键
张树伟表示，目前，能源部门的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结构中占据至少三分之二，也是减排的重点关注对象。《巴黎协定》将1.5摄氏度长期气候目标纳入其中，这对能源工业界将是一个长期的约束，并且这个约束还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收紧。至于现阶段是否会不断收紧，则取决于全球治理状况和各国的政策选择与变化。能源界将要受到的影响也会与各国政府不断推出的具体能源环境政策高度相关。比如，可以预见，美国与西欧国家将对燃煤发电的限制逐渐增多，这一领域的投资几乎变得不可行；一些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可能出于解决财政平衡的需要而推出碳税；东南亚与印度的电力需求增长旺盛，如何防止对落后技术的锁定也是其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一些大的主权与私人基金已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其收益率在逐渐改善，并且因燃料成本几乎没有波动，具有风险较小的特点，是投资组合中不可缺少的品种。
张树伟说，具体到中国，就涉及到对已承诺的减排贡献的落实问题。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发电升至20%目标的实现，考虑到中国电力部门的现状，这也是极具挑战的。
关于中国如何推动能源转型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问题，张树伟认为，一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好的决定性作用，消除过去存在的扭曲现象，这涉及中国的改革进程；二是需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程度、新技术进入市场如何克服障碍等，这涉及制定各种合理的政策、目标、法律与规定。
对于存在扭曲的方面，政府要坚决退出，尽快建立相关的市场基础设施，“做正确的事”；对于市场失灵部分，要基于“把事情做正确”的价值标准，探讨解决市场失灵的最合适的政策手段与政策措施。比如设定能源环境的发展目标、转型目标，要从有效性、成本效益、面临新信息的灵活性等多个标准考察政策的合理性，制定更有效率与可行性的能源环境政策。这些政策会显著地区别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命令—控制型”政策。最新出台的电力改革配套文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刻清晰，是正确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中国将引领低碳经济发展
张树伟介绍，中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第二位，没有中国的世界能源地图是极不完整的。中国自身能源系统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加强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断提高的能源与环境减排目标将是我国未来能源系统发展可以预见的约束。中国的这种重要作用除了以上的全球治理含义，还体现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上。此外，中国要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世界性的引领作用，这有赖于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和比发达国家低廉的成本。
目前，国际技术合作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先进的技术、核心的部件可能是发达国家最先发明、制造的，以各种方式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技术的再创新，进行低成本的制造；这些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支持他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印度等具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寄望于别国成本下降之后再进行技术输入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世界的低成本中心，需要发挥引领作用。
海默科技
做大油田环保平台
[科技日报2015-12-16]12月12日，法国外长、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在全体大会上提交主席提案，眼角湿润的法比尤斯声音颤抖、几近哽噎，会场上的各国代表们则起立致以最热烈的掌声。这一提案在几个小时后获得一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在欢呼和掌声中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巴黎协定》的签署将对全球及中国能源业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卓尔德环境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张树伟。
协定确定自下而上谈判模式
张树伟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根源来自人类活动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同地区的排放效应基本相同，并且具有时间积累效应，这与局部地区空气污染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具有“全球公共品”性质，特别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减少排放。
张树伟认为，《巴黎协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从制度安排上转向了以自下而上为主导，结合监测、定期评估、随时间提高减排雄心的“混合”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旧有试图分配减排责任的谈判僵局，并且可以进一步提高实现总体目标的雄心。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有效地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仍有待于今后更长时间的努力，特别是将协定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能源部门减排是应对气变的关键
张树伟表示，目前，能源部门的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结构中占据至少三分之二，也是减排的重点关注对象。《巴黎协定》将1.5摄氏度长期气候目标纳入其中，这对能源工业界将是一个长期的约束，并且这个约束还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收紧。至于现阶段是否会不断收紧，则取决于全球治理状况和各国的政策选择与变化。能源界将要受到的影响也会与各国政府不断推出的具体能源环境政策高度相关。比如，可以预见，美国与西欧国家将对燃煤发电的限制逐渐增多，这一领域的投资几乎变得不可行；一些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可能出于解决财政平衡的需要而推出碳税；东南亚与印度的电力需求增长旺盛，如何防止对落后技术的锁定也是其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一些大的主权与私人基金已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其收益率在逐渐改善，并且因燃料成本几乎没有波动，具有风险较小的特点，是投资组合中不可缺少的品种。
张树伟说，具体到中国，就涉及到对已承诺的减排贡献的落实问题。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发电升至20%目标的实现，考虑到中国电力部门的现状，这也是极具挑战的。
关于中国如何推动能源转型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问题，张树伟认为，一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好的决定性作用，消除过去存在的扭曲现象，这涉及中国的改革进程；二是需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程度、新技术进入市场如何克服障碍等，这涉及制定各种合理的政策、目标、法律与规定。
对于存在扭曲的方面，政府要坚决退出，尽快建立相关的市场基础设施，“做正确的事”；对于市场失灵部分，要基于“把事情做正确”的价值标准，探讨解决市场失灵的最合适的政策手段与政策措施。比如设定能源环境的发展目标、转型目标，要从有效性、成本效益、面临新信息的灵活性等多个标准考察政策的合理性，制定更有效率与可行性的能源环境政策。这些政策会显著地区别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命令—控制型”政策。最新出台的电力改革配套文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刻清晰，是正确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中国将引领低碳经济发展
张树伟介绍，中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第二位，没有中国的世界能源地图是极不完整的。中国自身能源系统转型与环境治理的加强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断提高的能源与环境减排目标将是我国未来能源系统发展可以预见的约束。中国的这种重要作用除了以上的全球治理含义，还体现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上。此外，中国要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世界性的引领作用，这有赖于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和比发达国家低廉的成本。
目前，国际技术合作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先进的技术、核心的部件可能是发达国家最先发明、制造的，以各种方式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技术的再创新，进行低成本的制造；这些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支持他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印度等具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寄望于别国成本下降之后再进行技术输入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世界的低成本中心，需要发挥引领作用。最优势的企业。
不过，受油价低迷、油田预算审批等因素影响，油田环保项目的稳定性不强，市场开发工作进展缓慢。惠博普2015年中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的石化环保装备及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09⁃ ĽĽࠕ
中国石化销售华北公司研发的汽柴油清净剂产品
已供应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市自治区，取得了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