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挑战能源转型
[第一财经日报2013-12-26]国家能源局官网24日称，中国将主动开展能源外交，加强同周边国家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抓好重大能源项目务实合作，推动本国重大能源装备“走出去”。
记者对国家能源局官网消息梳理后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国家能源局连续访问了多个国家。
11月29日-12月1日，能源局局长吴新雄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就中沙双方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能源战略合作，推进油气、核能、光伏领域合作达成多项共识。其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强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建立合作机制，在联合研究、核电项目、装备制造等12个方面开展合作。
12月3日，吴新雄到访土库曼斯坦时表示，希望双方巩固和扩大天然气领域合作，共同引导中土能源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双方签署了《中土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三次会议纪要》，就能源合作项目明确了时间表和工作措施。
12月5日，吴新雄到访哈萨克斯坦时，双方签署了《中哈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七次会议纪要》，并确定双方能源领域合作优先工作方向。
上述出访中，中核、中石油、中石化等能源巨头均随团出访。
值得一提的是，11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罗马尼亚访问时签下了多项“大单”。其中，中国能源装备企业将参与罗维纳里火电站项目、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项目和塔尔尼察抽水蓄能电站等电力项目建设。
“能源外交不是简单的输出技术和装备，而是双方都有需求，对有能源设备需求的一些国家，我们能够参与建设和投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说，中国的能源建设能力和设备制造能力在世界上都是比较强的，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价格上的优势。
尽管如此，能源装备“走出去”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商务部产业司机电出口处处长孙健此前在一次论坛上说，是否了解新兴市场的文化、政策，产品、服务能否符合当地的需求，是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共性问题。
“能源企业在国外的经营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的政策法规，经营条件，风俗习惯等还不是太掌握。”周大地。
孙健说，能源装备“走出去”仍存在本地化发展问题。中国企业原来在对外经贸合作、包括执行援外工程过程中，把大量的中国劳务带了出去，虽然为当地做了很多贡献，但实际上当地对中国还是有一定微辞，因为这并没有对当地就业或者实力提升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这也得到了“走出去”企业的印证。中国某核电集团一位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和装备“走出去”项目的内部人士对本报说，缺乏对当地政策的了解和对“办事原则”的不讲究，成了中国能源装备企业“走出去”的一大难题。
周大地还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出现以下情况：与对方签的合同太模糊太快，认为以后还能讨价还价，因此报价往往太低，导致最后经营不下去。他说，在海外投资，“我们要注意经济效益”。
国家能源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则向本报表示，重大能源装备“走出去”势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这就需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央企在海外的运营管控。
匀以预见的是，大量常规电厂可能会退出市场。如果仅靠市场来保܃ 应安全而不进行干预，那么可控电力产能将不复存在，停电随时可能发生，这也会让人怀疑，是否应淘汰核能。
一个可应对的措施就是制定法规，禁止系统相关电厂退役。当然，政府也需对运营商做出补偿。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驾驭自由市场的创新性发展容量市场，政府需为防止停电而设置必要的可控电力容量，同时对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进行招标。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案是促进能源转型的主要工具，该法案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现行法律导致电厂在未来的电力市场中无法收回成本，原因是风电场和太阳能电厂有着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因而，在基于边际成本而建立的现货市场上，这些电厂可能会遭遇价格崩盘，而风电场和太阳能电厂的数量越多，情况就越明显。当阳光灿烂、风袭阵阵时，由于批发价格极低，电厂无法获利；而当阴云蔽日、寂静无风之时，电厂却无电量可售。
这并不是说政府补贴应继续下去，但正如需为常规电厂提供保证可控电力供应的安全，也需为可再生能源提供附加收入。否则，转型将失败。
上面提及的措施较易实施，如果能与邻国密切合作，将更符合成本效益，国际合作也是能源转型成功的关键。
最强电力供应系统
尽管任务还很艰巨，但毕竟有成功的先例。回顾德国电力系统的发展，可清楚看到，不同时代有相应的变革出现。让电力系统适应条件和需求的变化一直是不断要解决的问题。
为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附近的电厂与阿尔卑斯山的水电厂连接起来，德国首次建立跨地区高压网络，这也是德国向未知领域探索的一步。
1977~1989年，电网扩张程度规模空前，德国铺设了超过1万公里的高压线。而另一个主要变化则是电力和市场的自由化。在此期间，政府提出市场调节的构思，制定市场规则，电力交易也应运而生。在不断变化的需求面前，没什么能阻止不断变化的市场。
回顾历史，所有挑战都被成功超越。实际上，德国的电力供应系统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能源转型也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