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井数量下降的“全球化”
“现在我们还只是有了好的开局。集团公司高瞻远瞩成立了自保公司，国外成熟的运作经验告诉我们，自保是个很好的专业工具，有集团公司的政策支持，我们一定能打造出自保行业典范，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公司总经理魏国良笑着对记者说。眀，2ጲ ኯ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6-07-28]
尽管拥有成为国际能源枢纽的地缘优势，但土耳其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雄心和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使经土耳其的能源过境运输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震惊了全球，而随后引发的土耳其国内政策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更是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为横跨欧亚的桥梁，土耳其在成为国际能源枢纽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上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增加，其对外能源政策也倾向于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来源多元化，同时进行多方博弈，力求加强国际能源过境通道地位。
土耳其的地缘优势首先在于其扼守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国际石油海运的重要通道之一；其次，土耳其连接欧亚两大洲，是中亚和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绕过俄罗斯输往欧洲的重要通道，因此在能源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力推动下，相继建成了从阿塞拜疆至土耳其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BTC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BTE管道，又称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是将里海油气成功绕过俄罗斯外输的第一步。
但土耳其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土耳其从两个方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一部分经乌克兰从西部进口，另一部分经蓝流管道（BlueStream）从东部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占土耳其天然气进口总量的2/3左右。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战争”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和欧洲都在寻求天然气过境运输的替代性通道。欧洲规划的纳布科管道最终演变成了从阿塞拜疆出发，跨越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和接着通往意大利南部的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而俄罗斯绕过乌克兰计划经土耳其水域的南流管道（SouthStream），也最终因为欧盟的抵制而改走土耳其陆上，变成了土耳其流管道（TurkeyStream）。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左右逢源——不仅能够获得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和土耳其流管道运输的部分天然气，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还借跨境管道的建设拉近了与东、西两方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地缘政治地位。但是，土耳其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雄心和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使经土耳其的能源过境运输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一架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苏—24战机，导致俄土关系急剧降温。俄罗斯对土耳其实行单方面制裁，冻结了有关土耳其流管道建设的谈判。但近期，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俄方道歉，两国关系正在逐步回升。尽管俄土关系好转发生在未遂政变之前，但显然土耳其局势不稳和内政收紧导致与西方关系恶化，是俄土关系改善的助推器。
政变发生后，俄罗斯并未公开评论土耳其政府的行动，对于西方指责土当局的进入紧急状态和可能恢复死刑，俄罗斯也仅表示这是土耳其的内政。在遭受西方制裁情况下，俄罗斯正在土耳其与西方的矛盾之间谋求更大的利益。
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此前表示，同土耳其的合作项目，包括土耳其流管道在内，都仍处于议事日程之中。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官方发言人库普里亚诺夫表示，对土耳其流项目持开放对话的态度。作为回应，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土耳其政府赞成恢复土耳其流项目。
对于俄罗斯而言，恢复土耳其流管道的谈判和推进其建设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替代乌克兰的过境管道，也可以借此为北溪—2管道的建设向欧盟施压，还可以与阿塞拜疆甚至土库曼斯坦竞争土耳其和欧洲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规划还是融资方面，土耳其流管道筹备工作的完成度都很高。
从另一方面看，阿塞拜疆和欧洲参与的TANAP天然气管道仍在正常建设。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土耳其公司（SOCARTurkeyEnergy）表示，土耳其未遂政变不会影响该公司对土耳其的投资——包括TANAP管道建设的投资，该公司对土耳其的投资额超过180亿美元。而负责建设该管道的TANAP财团发布消息称，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和目前实行的紧急状况并未影响该管道建设，项目建设供气甚至比既定计划略有超前。
而与TANAP管道相连接的TAP管道也即将开工。美国国务院国际能源专员霍赫施泰因表示，尽管美国公司并未参与该管道建设，但该项目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项目，他将参加下半年该管道的动工仪式。按照规划，TAP管道不仅将天然气从里海输往欧洲，还将连接欧盟的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IGB），从而为东欧的天然气供应提供额外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并未波及BTC和BTE管道的运营。负责的英国石油阿塞拜疆公司（BPAzerbaijan）表示，两条管道都在正常运营，未遂政变并未影响该公司的业务。
总的来看，从阿塞拜疆经土耳其至欧洲的TANAP和TAP天然气管道已经处于建设阶段，受到美国和欧盟支持的该项目基本不会因土耳其国内局势的动荡而取消。但不排除出现可能的风险，比如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袭击。而土耳其流的建设还需要俄土两国进一步的谈判，这不仅取决于土耳其的稳定和对俄合作的意愿，也取决于俄罗斯能否同欧盟达成天然气供应的政治默契，但从短期看，这种可能性还比较低。（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东地区：或将马力全开钻探热情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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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08-01]内乱不断的利比亚已使世界跟不上其变化的脚步，上一秒还斗得你死我活，搞得翻天覆地的东、西政府，这一刻却坐到一起，共商新旧国油“合体”大计。
外媒称，获得国际认可的位于港口城市图布鲁格的东部政府与的黎波里的国民代表大会政府达成协议，将东西阵营的两家国油统一为一家公司。
合伙赚钱
显然，利比亚长期不和的东、西阵营打算“化干戈为玉帛”，一起卖油、合伙赚钱。虽然坐过山车般的剧情，搞得业内一头雾水，但跌宕起伏的桥段却足以赚取全球的目光。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新旧国油敲定合并协议，无疑是内乱不断的利比亚向政权统一迈进的坚实一步。互不相让的两个政府最终意识到，如果执意在国油身份上做文章，利比亚石油工业只会成为政权争夺下的牺牲品。
位于的黎波里的旧国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双方同意合并业务，国家石油公司只有一个。旧国油董事长穆斯塔法将领导合并后的公司，而新国油负责人纳吉将成为董事会成员，后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根据协议，“合体”之后的利比亚国油总部将设在利比亚东北城市班加西，同时向国民代表大会政府和东部政府汇报工作。利比亚国油将在合并后统一本财年剩余预算，随后大力重建石油基础设施，而收入将由东、西政权平分。
路透社指出，新旧国油合并是利比亚重塑石油工业的积极信号。利比亚总理法伊兹·萨拉杰的经济顾问马津强调，“这是政局冲突不断的利比亚最有意义的成就”。
穆斯塔法发表公开讲话称，“我们双方做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搁置争议，实现合作统一。全球只有一家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是服务于利比亚人民的公司。这份合并协议向利比亚国民和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在努力恢复石油工业这一方面，我们双方的意愿和目标是一致的”。
过往纷争
早前，获得国际认可的东部政府一直试图向市场销售原油，而其成立且主管的新国油虽是国际认可的合法公司，但挤掉位于的黎波里的老国油显然“羽翼未丰”。
从去年3月闹独立，到11月公开新国油身份，东部政府始终无法完全吸引外国投资者。临危受命的纳吉虽一再抛出诱饵，不是给予丰厚的项目分成份额，就是绕开的黎波里的中央银行，在迪拜和埃及的银行注册账户，但旧国油仅用“血统纯正”就击得新国油节节败退。
此外，工程师出身的纳吉没有管理经验，加上东部政府现任首相辛尼更是只谈军事不懂商业的“门外汉”，旧国油“上位”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双方都有相互制约的优势，这也是新旧国油最终“合体”的关键。新国油拥有位于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石油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完全捏住了原油出口的“七寸”；而旧国油则掌控所有合同和款项，且仍在运营的利比亚中央银行也受其直接管理。
未来可期
在经历了分解、各自为政并再次统一的洗礼后，利比亚国油重新巩固了“唯一”的地位，业内期盼该公司能带领利比亚重新回归国际原油市场。显然，这个被视为利比亚重大政治突破的结果，不仅能稳定该国经济收入，甚至能将此前中断的石油供应部分恢复，足以震惊全球原油市场。
对利比亚而言，统一的国油是两个政权达成和解的必要条件。彭博社分析称，“合体”之后的利比亚石油日产量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增加数十万桶。路透社援引一位利比亚官员的话称，如果利比亚局势稳定，石油产量能增加一倍，达到70万桶/日。
不过，理智地说，利比亚石油生产中断了很久，政治动荡使其恢复速度异常缓慢。因此即便新旧国油统一，政权仍“分离”的利比亚加速增产的目标仍遥不可及。
[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08-02]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创造的需求导致化石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1860年至2010年，全球煤炭产量由1.31亿吨标准煤增长至56.15亿吨标准煤；2015年全球能源消费量接近137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占85%。而截至今年2月，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402.59ppm，而工业革命前的浓度大约为280ppm，增加了将近50%。其中增加的100ppm主要来自人为消费的化石能源燃烧所导致，这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110亿吨。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气候变化的双重约束，世界各国都将能源的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转型的目标。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必然也向低碳、清洁和高效转型，但在转型的过程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为11.4%，仅比2014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化石能源价格普遍下跌挤占了清洁能源的需求，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由最高每桶100美元左右跌至50美元以下，我国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自2014年开始已累计下跌100元/吨以上；其次，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电力需求不足，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仅增长1%，远低于近10年平均1.9%的增长速度；最后，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存在间歇性发电的特点，风光发电时一般需要建设配电来调峰，平均每一度风电或光伏发电需要配两度的火力发电，这对于电力产业来说极易造成整体电力过甚。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转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占比较小，转型方式主要依靠政策驱动和大量补贴，可再生能源消纳方式还不发达，不具备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然而，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在面对化石能源的竞争时，如何创造有利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环境是当务之急。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它经历了从分布式供电到集中式供电，又到分布式供电方式的演变。造成这种现象不仅是由于生活水平的需求，而且是集中式供电方式自身固有的缺陷造成的：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中51.33%用于集中发电、供热，由于利用效率比较低，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缓慢的同时产生较多温室气体排放；集中式供电对于需求侧变化的响应迟钝，因此在电力短缺或者供热不足的时候难以及时调整，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此外，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富藏地区与主要消费地区严重逆向分布，对于西部等偏远、落后地区而言，由于其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密集、稳定的集中式电网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和巨额的投资。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但是环境容量极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环境容量下，减少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是我国能源工业能否持续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丹麦是能源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1990年以来GDP增长近40％，国内能源消费量却下降了7%，碳排放量减少30％以上。相关数据显示，丹麦2014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50%，且主要来自于风电。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不仅对丹麦电力系统冲击极小，甚至几乎没有弃风现象发生，这主要得益于发达的调峰能力。丹麦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调峰主要依靠两种手段，其一为发达的欧洲电网给丹麦提供了稳定的供销渠道，其二就是强大的储能手段的运用。丹麦境内有670座热电联产机组，这些机组中集中式和分布式各占一半。无论是集中式还是分散式，机组都具有强大的储能设备，这样就意味着在电能和热能供大于求时，可以将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用于供小于求时的发电和供热。丹麦电力供应中有50%的电力、70%的区域供热来自于热电联产机组，每年减少能源消耗量高达11%。
从丹麦等欧美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历程可以看出，在供应侧技术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从需求侧角度出发，将分布式能源与储能技术相结合，不仅起到了节能降耗、调频调峰的作用，更是发展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最佳解决方案。
由此看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大规模集中建设和增强政策刺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用户侧的储能技术和灵活高效的分布式机组的利用，创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环境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我国能源转型的思路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必须针对目前的困境及时调整，能源转型方式不仅是从高碳向低碳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是从向分布式与集中式结合的转型、向多元智能化的转型。（冯敬轩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生。冯连勇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