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打造欧亚能源枢纽
201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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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石油石化工程信息网
债或者只在国外发债。但是在国外发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国外发债价格较为有利,但可能是一种阶段性暂时现象。另外,尽管外债便宜,但国家还有宏观审慎管理需要,有时不鼓励借那么多外债。这和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的教训有关,当年泰国私人企业大量到海外借外债,在国内都是使用本币,结果宏观上货币错配造成金融风波的潜在威胁。所以,这方面还是需要有国家层面的宏观审慎管理,当然,这些管理不限于针对这三家银行。
二是政策性银行在海外发债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商业银行国外发债,都有国际性评级和国际会计师做的外部审计,商业银行往往在海外也发行股票,海外发债不存在太多问题。但如果政策性银行在海外发债,要考虑信息披露和评级对自身是否有利,特别是资本充足率上不能丢分。如若有利的话,未来除了宏观审慎方面的考虑,其他方面不一定要有过多的限制。
发债给外国投资者,他们愿不愿意买或者要求什么价格,就得服从市场,让市场选择。
日报:长期看这几家银行仍会面临资本补充的问题,是否会考虑上市?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
周小川:这一轮改革先主要解决约束机制和功能定位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发性业务在财务上可持续,按理说就会有一定盈利。如果资本积累略低于扩张速度,国家可以视能力提供补充资本支持。如果国家没有补充的话,未来的业务需求又大于资本自我补充速度,那么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资本自我补充的速度控制业务扩张,可以少做一些、做精一点;二是吸收其他资本。从理论上看,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战略、保本微利,回报率可能低于私人资本回报率,但有的投资者可能看中其长期的资本回报,也会考虑投入,这是建立在投资者对其前景预期基础上的自愿投资。
到目前为止,改革方案没有提是否在资本市场做股权融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刚刚达到保本微利,尚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上市融资;二是把业务切成几块,其中有一块可以独立出来发行并上市。
日报: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有没有形成先例?
周小川:国际上一些开发性机构都开始实行集团制架构。所谓集团制,世界银行集团、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比较典型。世界银行集团下属机构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商业性特征比较浓;而集团成员之一的国际开发协会(IDA),则援助色彩就比较浓厚;另一成员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也是开发性的机构,以支持中等收入国家为主。因此,业务是可以分块的。
改革的争议之一是能否允许搞集团形式。集团内切块以后,有没有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看来可以尝试,但没有特别地明确未来会怎么样,因为这还涉及混业经营的问题。
未来还有诸多挑战
日报:未来在公司治理层面,会对这三家银行有何要求?
周小川:会有要求。国开行已经成立了董事会;口行过去有董事会,后来停止运转了,现在要重建;农发行的董事会也正在设计。加强公司治理,建立董事会是本轮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可能有区别。商业性金融机构董事会基本按照股东利益来安排,但是国际上也有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包括两到三个有政府色彩或者公众利益色彩的人担任董事,履行社会和公众义务;这些人不一定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应该是代表中小股东的。
类似地,三家银行的董事会也会是混合型,因为它们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职能,所以政府代表的比重会大一些;同时也要有出资人利益的代表,达到较好的平衡,既要有资本约束、保持财务健康,也要切实符合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方向。
日报:地方融资平台目前备受关注,会不会拖累三家银行?
周小川:融资平台的问题,会不会造成开发性金融资本金又变得明显不足?目前的分类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的融资有一部分有收益;也有一部分是纯粹公益性质的,必须用地方政府的综合税收收入来偿还;还有一部分是混合型的,市场能够偿还大部分,小部分缺口仍需地方政府用综合收入来偿还。
如果地方政府在建融资平台并融资时,相当一部分有担保或者变相担保,过去承诺的应该继续向银行履行承诺。承诺有多种方式,例如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平行竞争的限制等等,既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担保,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未来经营项目所设定的条件给出承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下一步如何处理和重整,过去做出的承诺都应该履行。不然的话,不仅对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影响,对其他大量参与融资平台项目的商业银行也有影响,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日报:三家银行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吗?
周小川:当然相关,相当一部分“走出去”项目都可以看到国开行和口行的身影。这之前,它们已做了不少工作,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部署了不少力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应当说,商业银行也在“走出去”,也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前一阶段商业银行处在内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海外业务较为稳健、谨慎。国开行和口行则步子更大一些,抓住机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开行通过很多自己的努力支持了一些新区域的“走出去”;口行原本主要支持贸易,后来也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主动参与投资项目。总体上看,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在“一带一路”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国开行和口行也是丝路基金的出资者。
下一步,资产质量的把握至关重要。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好,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不好,也会有阶段性的收缩和调整。在这方面,三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是类似的。
日报:三家银行的未来前景如何?
周小川:总的来讲,三家行的改革及其未来道路还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毕竟银行业是个高风险、影响广的行业,不少国际知名大银行都有艰难挣扎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借鉴好的经验,不断动态改进,或许三家行的模式能成为中国特色道路中有光彩的一部分。
